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作者：郑文涛（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都是我们这个大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解决这些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这些重要论断，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战略考量，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具有深邃思想内涵和重大时代价值。深刻理解这些重要论断，需要我们弄清楚蕴含其中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政治定力，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
1.理论逻辑：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
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党存在、发展和壮大的根本条件，也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鲜明特质。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先进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为之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他们鲜明地指出了共产党的性质，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列宁在建立和巩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也特别强调，“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我们的任务是要维护我们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马克思主义政党之所以高度重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永葆党的政治本色和生机活力，从而更好地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政治任务。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空洞抽象的，也不是说教性的，要靠千千万万党的基层组织和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静止的，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其内容和要求随着时代的前进、随着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而发展。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拥有9600多万名党员、49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大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同时大也有大的难处。把这么大的一个党管好很不容易，把这么大的一个党建设成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更不容易。只要我们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就一定能够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这一根本性问题也正是我们党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历史逻辑：党在解决独有难题的奋斗历程中不断成长壮大
中国共产党穿越百余年的风风雨雨，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时期所遇到的困难、挫折与兴衰成败的考验，所遇到的独有难题从来没有间断过，甚至还遭遇重大危机，处在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中国共产党事业推进的历史和自身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解决独有难题、化解重大危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努力建设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着重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开展整风整党，加强党内教育，整顿基层党组织，提高党员条件，坚决惩治腐败，积累了执政党建设的初步经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围绕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着力解决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问题，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对“四大考验”日益严峻复杂、“四种危险”更加尖锐凸显的内外形势，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在回顾和总结党的奋斗历史时，习近平总书记曾语重心长地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打仗，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说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搞建设搞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进也已经说明了；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这深刻启示我们，要强党兴党、执政兴国，使党永葆生机活力和长盛不衰，就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和把握自己，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常怀远虑、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以强烈的使命担当、忧患意识和斗争精神，不断总结经验、创新实践，努力在革故鼎新、守正创新中实现自身跨越，不断交出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3.实践逻辑：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的优势，也是我们党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关键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思考、探索、解答的大党独有难题，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正是基于此，党的二十大向全党发出号召：“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我们要认真学习领悟党的二十大精神，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全面从严治党永葆党的先进纯洁和强大生命力。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确保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根本性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党中央决策部署同部门、行业、领域实际紧密结合，推动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以有力有效日常监督促进各项政策落实落地，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勇于自我革命，必须补足精神之“钙”，铸牢思想之“魂”。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觉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要深刻领悟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在结合实际创造性贯彻落实上下功夫，使党的创新理论真正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
坚持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制度建设贯穿始终。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扎紧扎牢制度笼子，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推动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不断提升全党的纪律意识、规矩意识、法治意识，完善问责制度，用好问责利器。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管好关键少数，做实政治监督，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巡视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落实巡视全覆盖任务，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
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使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以好作风好形象奋进新时代新征程。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重点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涵养浩然正气，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永葆共产党人的精气神。
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反腐败斗争必须永远吹冲锋号。保持反对和惩治腐败的强大力量常在，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决不姑息。准确把握腐败的阶段性特征和变化趋势，更加注重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代言人、代理人，更加注重惩治群众身边的“蝇贪”，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不断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效能，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以党永不变质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06版）
